乾隆十四年，京城。曾经位居领班军机大臣的讷亲，奉旨以祖父遏必隆留下的腰刀自尽。几乎同一时期，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押回京师，最终以贻误军机之罪处斩。两人的结局，正好揭开了乾隆朝处置重臣的一面：出身再显赫，功劳再多，触犯皇权底线，也难逃严厉惩处。 不过，若要回答乾隆一生处死了多少朝廷重臣，不能只把所有被罢官、问罪或死于案件的人都算进去。按现存记载较清楚、确由皇帝下令处死或赐死的高位大臣计算，至少有六人：讷亲、张广泗、庆复、额琳沁多尔济、恒文、杨应琚。刘藻虽因缅甸战事惶惧而自尽，却不宜简单列作奉旨处死。 讷亲的倒台，始于金川战事。乾隆十三年，清军征讨大金川受阻，皇帝派这位领班军机大臣前往督师。讷亲深受倚重，却缺乏统兵经验；面对山地碉寨，他未能迅速打开局面，和前线将领之间也产生争执。战事失利后，乾隆认定他负有重责，先将其拘押，随后赐死。 张广泗并非无能之辈。他在雍正、乾隆两朝屡任封疆大吏，曾参与西南平乱，也因战功升迁。可金川地形险要，碉寨坚固，他久攻无果，耗费兵力钱粮。讷亲到任后，张广泗又被指处置失当、进兵迟缓。乾隆最终以贻误军机定罪，将他处斩。过去的战功，没能抵消眼前的败绩。 有意思的是，乾隆并不只对外姓重臣下狠手。庆复出身佟佳氏，与康熙皇室关系密切，雍正、乾隆两朝都身居高位。他在西南战事中奏报土司班滚已死，后来却被查出班滚仍在当地活动，相关情形与奏报不符。欺瞒军情触及君主最忌讳之处，乾隆十四年，庆复被赐自尽。 亲缘也不是护身符。额琳沁多尔济是蒙古贵族，与皇室姻亲关系深厚，曾奉命看管被押送的阿睦尔撒纳。乾隆二十年，阿睦尔撒纳逃脱，后来发动叛乱。乾隆认定额琳沁多尔济失职，削去爵位并赐死。此案背后，是清廷对边疆局势的高度紧张；一个看守环节出了纰漏，皇帝便把它视为严重的政治和军事责任。 另一个例子是恒文。他从地方官做到云贵总督，乾隆二十二年因进献金炉一事与云南巡抚郭一裕发生牵连，案件交由刑部审理，最终被赐死。具体案情牵涉钱银数目与官员责任，不能只看作一件贡物的小事。对乾隆而言，督抚借进献之名处置财物，已可能关系到官场规矩和君主权威。 杨应琚的结局则与战事败报有关。他曾任多省总督，并入阁为大学士。乾隆三十六年，清军征缅进展不利，杨应琚被指虚报战功、隐瞒实情，随后奉旨自尽。战场消息层层上报，真假难辨，皇帝对前线指挥和奏报体系的疑虑，也因此转化为对大臣的追责。 刘藻常被一并提起，但情形不同。他调任湖广总督时，正逢清廷筹划对缅用兵，心中惶惧，曾在昆明自尽，后获救，随后遭到拘捕。有关其最终结局的记载与上述奉旨赐死案件并不相同，把他直接算入“乾隆处死的重臣”，容易混淆主动自尽与皇帝下令处死。 这六人的遭遇，横跨军务、边疆、奏报和官场规制。乾隆并非逢败必杀，也不是所有获罪重臣都被处死；但一旦被认定为贻误军机、欺君或导致重大边患，惩处往往极重。讷亲的腰刀、张广泗的刑名，留下的正是这套皇权裁断的冷硬尺度。 特别
